法人资格否认之我见

发布日期:2017-10-09 浏览次数:114


法人资格否认之我见

李勇

一、我国应当明确承认法人资格之否认,不能继续对法人资格的否认持暧昧态度

法人资格否认的理论基础来源于法人制度的设立。社会化大生产的到来、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和商业交易的日益频繁复杂,使得单兵作战的一个自然人难以维计,自然人的简单集合只能造就一个集合的多种意志且可能是矛盾不可调和的意志,也难以促成商品交易。唯有被赋予独立人格的权利主体的出现,方能及时充分地应对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法人便是因此诞生的组织。通说认为法人制度的内核是法律赋予的独立性,法人以其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对外独立享有权利和义务并以其财产独自对外承担有限责任。但是法人在被设立的过程中因诸如注册资金未能足额投入等特定事由的存在而实质上不成就法律要求法人的构成要件并因此导致法人制度的不当、不诚实及不法利用,则该形式上已经成立的法人也已经丧失完整的独立性。诚如日本学者所言,“如果法人之设立出于不法目的,或者有违建立法人制度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根本价值,法律自然有权剥夺法人的人格而否认法人之存在”。为了平衡社会关系,在特定案例中有必要否认该法人的独立人格并在此基础上重新配置民事义务和责任。法人资格否定的意义不是在于向传统的法人制度进行挑战,恰恰相反,在于因其独立性的丧失导致其有限责任限制的取消,原来的法人投资主体或成员与法人的民事责任相分离并由法人独自承担有限责任演化为其自己对法人行为的法律后果承担民事责任由此最大化地维护法人制度保护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

19864月我国颁布的民法通则承袭了德国创制的法人制度并对法人设立的必要条件进行了规范,但立法只单纯地设立了法人制度而没有同时揭开其神秘的“面纱”,没有从立法层面确认法人资格否认这原则的例外。立法上的疏漏导致司法上的茫然,不能及时应对鲜活的社会和生活现象,因此各地的司法实践依照民法通则引导出不同结果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案例,有的基于法人的独立性驳回了债权人要求作为债务人的法人的投资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请求,有的则以法理和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为准绳回避了法人的独立性而进行最大化地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鉴于企业法人及其投资者实践中的不规范动作的实例大量存在,司法实践对突破企业法人独立的有限责任存在强烈需求,国家最高审判机关为配合国务院的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和清理整顿党政机关办公司工作的顺利进行,以法(研)复[1987]33号批复确认了主管部门在企业法人停办后的补充清偿责任。虽然该批复针对的是停办后的法人财产清理问题,但毕竟首次突破了法人有限责任限制的框架。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又下发了法(经)发[1991]10号通知,该通知明确了对向企业法人收取资金实物、抽逃转移资金、注册资金不实及隐匿财产的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的补足投资或退回资金实物的补充责任。但是上述批复或通知仅仅明确了投资主体对法人有限责任的补充责任,部分地否认了法人的独立人格,并没有直接彻底否认法人的独立人格。直到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印发〈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才首次涉及到法人资格否定的问题。该纪要指出,“对确实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企业,由其开办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能顾及自身的权限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既没有使用司法解释的法定形式明确确认,也没有将其明确表述为法人资格的否认。但透过半遮面的“琵琶”,人们极易发现法人资格否定的影子。1995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当前经济审判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6条第4项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当前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意见》也有类似的规定。此后的司法解释,包括首次涉及到执行程序中的法人资格否认问题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也再没有明确提及法人资格否认的问题。因此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可以看出,我国对法人资格否定的态度暧昧,神秘的“面纱”依然神秘。

鉴于法人资格和法人资格之否认系原则和原则之例外的密切关系,我国仅仅承袭法人制度而回避法人资格之否定是非理性的。原则和原则之例外显系寄生关系,不能予以全部包容法律体系是不完整的和脆弱的,极容易因此产生裂变和崩溃。司法虽然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但一方面司法的补救并非充分,所涉及的范围较窄,另一方面司法不能对抗法,正如英国的弗兰本斯.培根所言,“司法者应当认识到,他们的职责是jusdicere而不是jusdare。也就是说,只是解释和实施法律,而不是制定或更改法律。否则,法律本身就行同虚设“。驾驭立法之上的司法的合法性肯定会也应当受到严厉的质疑,由此严重影响法律之权威和众对法律的敬仰尊重。从维护法律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和法人资格之否认存在的必要性出发,我国应当明确承认法人资格之否认。

二、我国法人资格否认的对象仅应限于企业法人不能包含非企业法人

由于法人资格否认的设计初衷侧重于有限责任公司类型,故而法人资格之否认并非有效于我国所有的法人。按照我国民法通则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标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非企业法人,而非企业法人虽然被定义在民法通则之中且亦介入民事活动,但其成立有着非同企业的特殊条件县城并非是以经营行为的实施来实现盈利的目的,其从事民事活动实质上系维护其自身正常运转的需要且其涉及民事活动的广度、深度和频繁度与企业法人不可同日而语。由于非企业法人的设立程序、设立条件及设立目的等和非企业法人存在显著的实质差异,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讨论非企业法人的资格否认均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有必要指出,我国当前普遍存在的事业单位的自身运作有其特殊性,国家对事业单位有比照公务员管理和企业化管理两种模式。实践中可能的争议是能否对实行企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且国家不再核拨经费及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的法人资格予以否认?从形式上看该类型的事业单位和法人企业没有什么不同,据此似乎可以否认其法人资格。但笔者对此不同的认识在于部分事业单位虽然按照国家改革的要求实行了企业化的管理及经营且实践中并不排斥盈利,但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公益事业服务并非主要是盈利,这和企业追求的利润最大化并非一致。而且法律对事业单位成立的必备要件的要求和企业也有显著的差异,尤其对事业单位的财产或经费要求没有象企业那样具体而苛刻。为了更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国家没有对事业单位的性质改变以前,不容否认其法人资格。笔者所在的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年受理的一企业兼并一事业单位的纠纷的终审判决认定企业兼并事业单位没有法律依据并据此解除了相关的兼并协议,也同样说明了事业单位的性质不同于企业法人的特殊性,不能盲目地将事业法人和企业法人划起等号。

企业法人资格可以被否认的观点能够成立,还必须解决如何看待“三资“企业的法人资格否认问题。实践中涉及到外国投资者的企业法人资格被否认的情形尚不多见,但法律对因此可能导致的纠纷却不能“未雨绸缪”。我国目前除了受公司法调整的有限责任公司外,还有分别受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调整的有限责任公司。两者的区别不仅在于投资主体的国籍不尽相同,还在于后者对外国合作、合资及投资者限定有国家审批的前置程序。应当看到国家审批的前置程序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即使审批内容涉及到投资总额问题也是从股权比例、投资方向、平衡建设生产条件及出口配额角度审查并决定是否批准的,审批本身不必然涉及其投资总额是否达到法人资格所要求的条件问题。故而“三资”企业的法人资格否认与否,实质上和国家的审批没有法律上的关联。而且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统一的游戏规则必然导致我国“三资”企业方面的经营企业法要和公司法等法律相互融合,对外国投资者等给予国民待遇已经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国民待遇不仅仅是一种权利,其背后还应当代表着相应的义务。对中国投资者的企业法人的资格可以否认,必然意味着“三资”企业的法人资格同样可以被否认。我国投资者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外国投资者等人也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企业法人资格否认适用的必要条件在于考察构成法人独立人格的实质性要件是否具备或者投资主体是否不正当的控制利用企业法人资格以及其和债权的权利确认或实现有否因果关系。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法人应当具备的条件有四,即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以及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该四要件中的前三项具有可操作性,可以据此单独进行判断,而最后一项几乎不是具体标准倒像是一种理想的目标。实际上法人资格能否被否认当然要看其能否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法人能否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则关键要看上述四要件中的前三要件是否具备,尤其重要的是第二要件即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有的国家并没有规定企业的注册资金的具体数额,因为他们认为由于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等存在不同而难以确定一个固定具体的普遍有效的经营规模。而我国对必要的财产有着具体的最低的数量方面的强制性要求,这一要求就是法律对不同企业的注册资金数额的不同要求。不具备前述要求的企业法人的资格即可以被否认。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判定法人资格实质上具备与否的时间上的标准进行明确,笔者以为判断法人资格是否具备实质性要件,时间可以掌握在法人成立时,也可以在法人投入注册资金且该资本额达到或超过法定的最低数额,且在注册后没有因非经营风险的行为导致注册资金的减少,便应当认定其拥有完整的财产上的独立性并据此能够独立承担责任。这里的非经营风险的行为主要是抽逃法人的资金或财产。目前涉及到的实践还反映有企业未经注册登记、夫妻股东、隐名投资等问题,但笔者以为该情形与法人资格被否认没有因果关系。现行法律对未经登记之企业并没有赋予其法人资格,虽然以未经登记企业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法律后果亦由投资主体负责,但此时的企业形式没有被依法确认且根本上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故自然没有被否认的基础。现行法律没有对股东的夫妻身分关系做出禁止规定,虽然夫妻股东申请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家庭经营的非法人企业的财产投入没有两样,但只要投资指向的有限公司没有其他违法情形,即不宜否认其法人资格。隐名投资系指实际出资但因故不在公司股东名册上登记的投资现象,笔者以为考察企业法人的投资主体身份应仅仅依靠经过登记备案的股东名册,根据公示公信原则所谓的隐名股东不享有股东权利,只要股东资格并符合法定人数,该法人的独立人格应当被尊重。至于隐名投资者和其他股东的财产关系如何调整则与企业法人资格没有关联。

不正当利用和控制企业法人是投资主体损害企业利益并既而影响企业法人独自承担责任的最普遍、最隐蔽、最猖狂的方法。其共同的特点均表现为利用法人制度的缺陷和法人的拟制人格所代表的独立有限责任,以形式上正当的经营行为转移法人的资产或转嫁风险,以实现其不当利益。其主要表现有人格混同、行为混同、资产混同、“母子脱壳”、幕后操纵等。正是由于前述实质性违反法人条件和不正当利用、控制法人的行为存在影响到债权人权利的确认或实现,两者才构成因果关系。

法人资格否认构成的主观要件通说为故意,对此似乎没人提出异议。但我以为投资主体的故意当是主观要件,但主观要件决非仅有故意,重大过失也应被纳入其中。法人人格因被投资主体的不正当利用或控制以及投资主体实质性损害法人构成要件,一般均出自故意,但由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不规范的或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以及我国中小规模法人的经营能力、法制观念、财务制度及认知水平的良莠不齐,足以导致投资主体在实质上滥用法人人格的时候主观上处于应知而未知的状态,由此一律认定主观要件的故意状态与目前我们看到的实践不同。我国没有西方规范而又严谨的法制基础和法治思想,在引进西方法律制度时不能照搬照抄,重大过失在此不能被忽视。

四、法人资格之否认导致的直索责任应当被严格限制,法律可以且已经提供了替代方法

法人资格被否认后,其法人资格和其财产上的独立性均归于消灭,该法人名下的财产及其他权利义务和其投资主体归于一体,法人的债权人可以径行向其投资主体主张权利,法理上将该责任称之为直索责任。直索责任的适用将想从原法人处捞取不当得利的投资主体不再有任何经济上的额外利益,投资主体还可能因此招致额外的债务负担。相反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却因此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但在实践中,直索责任的如何被实际运用倒成了争议之一。有观点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诉讼当中应当列原法人的开办单位为当事人。有观点则认为法人资格的否定只具有个案意义,如简单追究开办单位或投资主体的责任,对于债权人的债权及时实现未必有利。法人资格的否认只是否认或不承认其法人资格和财产上的独立性,并没有否定其主体资格的存在。直索责任由投资主体承担,并没有因此免除原法人的责任,法律在此应当承担双重追索。法人的资格的个案否认使之等同于领到营业执照的企业的分支机构,实践中可以列原法人和其投资主体为当事人共同参加诉讼。笔者以为为避免投资主体的诉讼中激烈对抗和无理缠诉,顺利实现债权人的权利,后一种观点更具有合理性。

不过任何事物均具有两面性,直索责任虽然只是法人资格否认后的例外且只具有非普遍的个案意义,但其实践中如被广泛滥用一方面会造成个案矛盾的不可调和和司法的无法统一,另一方面也会伤害法律的逻辑性,不适当地严重损害投资主体的利益。立法应当从维护债权人和投资主体合法利益及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寻找更为合理有效的替代办法。除了运用的刑事的行政的手段外,民事诉讼的方式应当包括:(1)建议法人先行使合同权利或财产取回权。我国公司法第25条第2款规定股东没有按照公司章程交纳所认缴的出资时,应当向已经足额交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该法第28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等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的价额时,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交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对其承担连带责任。我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58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向集体企业摊派或者侵吞、挪用集体企业财产的,必须赔偿。其他规范投资主体或民商事主体的法律也应当赋予投资主体或被投资法人享有类似的请示权,以充分保护被投资法人的财产权。(2)债权人的有限损害赔偿请求权。债权人和法人的投资主体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但鉴于投资主体的未能依照法律或约定足额出资,或者抽逃注册资金或财产等行为的存在,明显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可以要求投资主体在有限的范围内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当前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应司法解释均确认支持了这一观点,西方国家对此也有资格否认的反向适用的理论和实践。

上述替代方法相比较直索责任,相同之处是均肯定了法人资格因其财产上的独立性存在瑕疵而受到怀疑并因此追索投资主体的责任,不同之处在于对法人财产独立性的瑕疵程度的不同确认导致对法人资格的不同程度的否认。直索责任完全否定法人财产上的独立性并使其投资主体承担其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其他替代方法则是部分否定及限制其财产上的独立性并因此使其投资主体对法人承担有限的补充赔偿责任。现理论界对法人资格之否认的法律后果是单一的直索责任形式还是直索责任或者补充责任等多种形式并存似乎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是还未见有人对此予以明确。笔者对此以为,法人资格的个案否认没有普遍的意义充分说明了法人资格否认所导致的法律后果的相对性,法人资格被否认并不意味着法人的资格被无条件剥夺,故而法人资格的否认实质上是法人资格的有条件地暂时中止。另一方面法人资格之否认的最终立足点在于如何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和惩治投资主体不当得利,利用补充责任等形式能够满足确保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和投资主体因此不能得利时,过分强调直索责任的使用似有矫枉过正之嫌。也正是防止直索责任的滥用和实践中单一直索责任的存在的负面作用,西方国家才有了法人资格否认的反向适用的理论构想和实践。换言之,直索责任是法人资格否认后的之一责任而非唯一,承认补充责任等责任形式的存在丝毫不影响却恰恰强化了法人资格否认理论的生命力。

如何确定直索责任和其他替代方法的界限取决于如何把握法人财产独立性的瑕疵程度。如果投资主体在实际出资或者实际违法取回(含抽逃、隐匿财产等行为)财物后法人享有的财产价额达到或减少到注册资金的下限,可以理解为注册资本的严重不足和严重瑕疵,据此可以确定直索责任。如果投资主体和企业法人的人格、行为、财产的混同或投资主体的幕后操纵足以导致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也可以适用直索责任。反之量的积累在尚未达到质的变化的时候则可以运用其他的替代方法。实践中难以把握的是规模较小的企业法人和其投资主体的财产权属混合账册记录不全不清,因此无法考察投资主体是否有违法取回法人财产的行为存在,难以确认法人财产减少的原因是否来自于法人正常的经营风险。对此“公私不分”的法人,要断然彻底否认其法人资格而直接追索投资主体的民事责任。鉴于法人人格被滥用或不正当利用等情况的复杂性,建议立法在采取列举式的立法方式规范直索责任的适用范围的前提下,允许法官基于个案的具体情形自由确认补充责任。